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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源期刊網穆廣菊總編專訪張隆溪教授

            主持人:穆廣菊

            2012-9-10 龍源期刊網

                    圖片來自互聯網
              穆廣菊:張教授好。

              張隆溪:你好。

              穆廣菊:張教授此次大陸之行,是作為長江學者應邀而來。據悉,“長江學者”是中國教育部和李嘉誠的長江集團合作的一個項目。目前在國內已有202位受聘的長江學者。我了解到在這202人里,人文學者僅有32人,張教授作為這為數不多的32位人文學者中的一位,是十分榮譽的。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你這次作為長江學者來中國,主要在哪些學校開講座?

              張隆溪:長江學者有兩種:一種是長江學者。一年里要有十個月在國內大學教書。我不可能十個月都在國內;另一種叫長江講座教授,每年至少三個月(特殊情況可以是兩個月)在國內大學教書。這個我可以。香港的管理制度非常嚴格,離開香港就算放假,也不可能有那么長的時間。兩三個月還是可以的。

              這次我先到北京來。目前學生快放假了,所以我還沒有上課,只是做了一些演講。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做了三次演講。除外,北京很多大學和研究所也請我去演講,例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等。行程安排得相當緊密,上個星期幾乎每天都有安排,甚至連晚上的時間也利用上了。

              穆廣菊:你在這些大學所做的演講內容是什么呢?

              張隆溪:我的興趣比較廣泛,研究的東西比較多,所以雖然演講很多,但內容都不會重復。內容主要涉及到國外的漢學研究、東西方的比較文學、跨文化的研究,還有國學等。

              例如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我演講了三四次,都是不同的內容。第一次講美國漢語研究方面的一些新動向,第二次講比較文學和東西方跨文化的研究,第三次講我本人寫的兩本英文書,一本叫《道與邏各斯》,另一本是比較新的一本,叫《諷喻解釋》。這個禮拜四在北外講錢鐘書先生《管錐編》里面論老子的部分。在北外的演講除了兩次是英語講座外,其它都是中文講座,在人民大學的演講,我主要講錢鐘書先生的中學和西學。以前在北京,我跟錢鐘書先生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穆廣菊:張教授確實學貫中西。

              張隆溪:過獎。

              穆廣菊:你在哈佛大學和美國加州大學有將近16年的讀書和執教生涯。國內最高的學府、例如你原來教過書的北大,都應該愿意你回來執教,而你選擇了香港城市大學,我想一定有你的思考。

              張隆溪:香港城市大學的校長叫張信剛。在校長中,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非常不容易遇到的人。他雖是生物工程理工方面出身,從小對人文非常有興趣,人文修養非常好,對中國歷史、國外歷史都有非常廣泛的理解。他曾擔任香港文化委員會主席,是這個機構重要的負責人物,曾受訪于鳳凰衛視、中央電視臺。是他把我聘請到香港城市大學。到香港后,我和他成為很好的朋友。我認為,他非常有希望把人文方面做好。

              我認為在香港工作,有以下的便利之處:

              1、香港經濟發達,有很好的法制。香港1997年回歸后,在“一國兩制”下,制度跟中國本身有一些不同,這十年香港經濟上的發展非常好。不久前《時代》雜志的編輯特別采訪我,《時代》那篇關于香港回歸的文章,第一句話就是引用我說的一句話。十年前,《時代》下屬的《財富》雜志曾預言香港要死亡。但現在十年過去了,證明這個預言是錯誤的。香港經濟跟整個中國經濟的向上發展有密切的聯系,香港在經濟上很多方面跟中國大陸本土的關系越來越深,香港的發展超過了人們的預想。

              2、在學術自由方面,在社會穩定方面,很多方面可能比內地更開放一些,制度更透明一些。對于我來講,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學術自由是第一。如果學術上受干擾的話,我不可能在那里工作。

              穆廣菊:就是說,香港城市大學這個平臺既有中國主流文化的土壤,又有西方社會的自由性。

              張隆溪:這是我到香港一個重要的原因。香港有很多傳統的中國習俗,同時又非常國際化,是一個中西交匯的地方,非常有利于我做跨文化的研究。在國外做東西方的研究也好,做漢學也好,都不如在香港好。例如,在美國大學教書,很難跟當地的編輯、文化人認識或交往,在香港就能認識很多主要的編輯、文化人,學術圈外也結交了很多朋友。

              穆廣菊:等于回到主流文化圈子里。香港的國際性,是北京不可比擬的。

              張隆溪:對。我到香港并不影響我的學術,我的學術圈子還是在美國、在北美。加拿大多倫多我經常去,美國也經常去。我的學術圈子、我的朋友以及出版的書都在美國和加拿大,近兩年我出版了兩本書,2005年出了一本《諷喻解釋》,2007年出了一本《異工同曲》。同時,我跟歐洲的關系也逐漸密切,到香港之后,我到歐洲的機會比在美國時還要多。

              穆廣菊:我們是20多年前就認識的老朋友,中間由于我們也是在國際之間走動,不太穩定,所以中斷了一些聯系,20年后再見你,有相見如初的感覺。前幾年在聽說你到香港城市大學任教后,我們曾想,你以后會不會回到北大教書?香港城市大學是否只是一個過渡?現在我明白了,選擇香港城市大學這個平臺,對你的學術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的研究,以及國際交往,都更有幫助。

              張隆溪:比較于內地,香港還有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跟臺灣的學界可以保持非常深的關系。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下面有一個指導委員會,委員都是研究院的院士,好多都是臺大的校友,我也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之一。這讓我很高興。他們都知道我是從大陸來,委員中我是惟一跟臺灣沒有關系,是大陸出身的。我經常去臺大演講、開會。除了臺大,我還去過臺灣清華大學、東吳大學等學校,臺灣學界很多重要的人我都認識。

              所以說,在香港,海峽兩岸的交流非常方便,我到臺灣去方便,到大陸也方便。

              穆廣菊:對,要是在國內這就是比較難辦的事情,尤其是與臺灣方面的學術交流?磥硐愀蹖δ銇碚f真是左右逢源啊(笑)。

              好,換個話題。 張教授,現在國內有一個比較熱的話題,可能你也了解,就是于丹現象。在你中西方文學比較的研究范圍,其中也包含很重要的國學內容。你是怎么看待目前所謂的國學熱?或者說于丹現象?

              張隆溪::西方學界、西方社會,他們對過去的歷史有一種反思批判的態度,比如對19世紀的殖民主義。此外,他們對東方的文化有很大的興趣:一方面,他們希望認識東方的文化;另一方面,20多年來,中國經濟起飛,在國際政治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于國學熱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在這個時機下,國學研究一方面,國外確實有了解的興趣,另一方面,隨著國力的強盛,中國也希望自己的文化強大,能夠介紹到國外。所以,目前在很多國家花很多錢成立孔子學院,這是非常明顯的。當然,成立孔子學院只是最近的事情,國學熱其實早就有。例如北大的書院,人大的國學院。后者的經費非常充足,發展非?。

              我覺得國學,包括年輕人,包括一般的人都有興趣,都想回到我們中國自己的傳統去看看自己有些什么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易中天、于丹就出現了,用電視傳媒等各種方式介紹中國的文化?偟膩碚f,這是很好的事情,沒有什么不好。當然,從學術方面來講,于丹、易中天所講的,比較普及性,比較淺,并不能代表中國的學術。但是,這些適合于大眾。我覺得學術研究和普及是兩個不同層面的事情,都應該去做。

              中國最好的學者應該做很好的研究,國內國外都有很好的學者,國學熱作為一個大眾現象,是一種普及的事情。以前國學不是沒有人關注,有很多的研究,但這種研究都是在學院里面,一般的人對國學不太感興趣。但是國學熱之所以成為熱,是一般人對這個有興趣。但這不是一種直接學術的傳播,因為學術傳播有時候會講得很深,一般人可能不懂;即使有興趣的人,也會覺得深,聽不懂,因而沒興趣了。在這種情況下,于丹大概會講故事,然后把《論語》里一句話拿來發揮,講講跟大家現實生活有關系的事情,所以受到許多人的歡迎。這不是學術研究,但我并不反對。

              穆廣菊:我覺得你解釋的角度非常好。你說國學熱首先是一件好事,反映出民眾對文化、對經典東西的關注,有人出來做普及,把心得說與大家聽,有利于中華民族文化的再回歸;但同時你還說,一定還要有學術方面高端的東西。

              張隆溪:對。這得有一個階段性。任何一種現象成為一股熱潮的時候,成為一種大眾現象的時候,必然不可能很深,總是比較淺的。因為一般人不可能真正有精力去了解中國古典精華的東西。不過,我希望在這個普及之后,能逐漸深入,對國學的經典有更多的了解。

              也有一些學者,雖然學術性很強,但是他們能用一種非常普及的形式寫書,使之成為很暢銷的書。例如,我所認識的幾個北大的教授,李寧和唐曉峰。唐曉峰研究的是文化地理,他把地理學的知識跟中國文化的知識結合起來,寫了一本關于文化地理隨筆,這本書賣得非常好。這樣的書,我覺得比于丹的層次要高很多。

              穆廣菊:是的,于丹現象的形成,電視傳媒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超女”現象也是如此。

              張隆溪:的確這個跟傳媒的炒作還是有些關系。不過我覺得這不是壞事情,既然大家對中國經典有興趣,比完全沒有興趣或者不讓去讀更好一些。

              另一方面,比如要提倡小孩子讀經,要從思想自由的角度出發。我主張思想自由,我想只要愿意都可以,不必只讀《論語》,最好對什么樣的經典都有興趣。我覺得讀經典是好事情,不光是儒家的經典,中國還有道家的經典、佛家的經典,西方還有《圣經》,都應該去讀。

              穆廣菊:對,應該引導廣泛地涉獵,這對人們了解民族文化和外國文化有好處。剛才你提及孔子學院,目前我國要在全世界建設100家孔子學院,作為一個常年在美國大學執教的學者,現在回到主流文化的圈子來,你對國家在世界范圍內開辦孔子學院有什么看法?

              張隆溪:中國政府出錢辦孔子學院,這樣性質的事情并不是第一件。這之前,類似的事情別的國家也做過。例如日本的文化協會、韓國的文化協會、臺灣的蔣經國基金會等,都做過類似的事。我在加州大學就曾經申請過蔣經國基金會的錢,雇一個教歷史的教授。前三年都是基金會的錢。類似的事蔣經國基金會做過很多,美國很多大學也做過很多。

              我想,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強盛以后,都非常希望向世界傳播。中國有非常豐富的傳統和悠久的歷史,中國的文化從古代到現代,當然有很多變化,但是基本上還是存在著一個文化傳統,這個跟其它的古代文化不一樣。我們講古文明,都講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現在都沒有了。當然國家還在,但他們現在的文化和以前的文化是斷開的。而中國文化從先秦至今,我們現在還可以去讀先秦諸子的原文。這個文化雖然斷斷續續,有很大變化,現在還有許多西方的成分,但它是一個綿延的傳統。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向全世界介紹中國文化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中國現在國力強盛,有財力推廣這個。就像日本在世界各地推廣日本文化,韓國在世界各地推廣韓國文化,中國做這個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穆廣菊:在國力具備的時候,這樣做是文化的一種擴張,或者說是文化的一種滲透,滲透到其他國家里邊去。

              張隆溪:對。我在瑞典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叫羅多比,他現在是瑞典孔子學院瑞典方面的負責人,很好的漢學家。他對孔子學院的開辦,非常高興,因為他非常希望發展漢學研究。

              當然,因為是官方辦的,具有很強的官方色彩,有的學者對此會抱著一種懷疑態度。但我覺得,這是一個怎么去做,由哪些人去做的問題。如果做得好,確實可以推動中國文化、中國研究在國外的發展。

              穆廣菊:是啊。80年代日本在中國開辦大平學校,培養教日語的老師,學完后還把他們送到日本再進修半年,這樣很多人由于對日本文化進一步的了解,而改變對日本的一些看法。90年代我在加拿大也看到,日本和臺灣政府都向社會捐贈好多書,比如中小學生的教材,裝幀印刷都很漂亮。我當時很感慨,中國什么時候能夠這樣做啊,F在咱們國家有錢了,國家的實力達到一定的程度,可以搞這種文化的擴張、滲透。不過我要請教你為什么要用孔子學院這樣一個特定的名稱去做,而不是用其他的名字呢?

              張隆溪:一般情況下,講到中國文化,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儒家的文化。你的疑問很好。中國文化不光是儒教,中國除了孔子,還有老子、莊子,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家,先秦是百家爭鳴的時代,有非常豐富的內容,不光是儒家文化或《四書五經》。我本人對孔子學院并不是很了解,還沒有真正看過孔子學院是怎么樣的。七月份,我將去瑞典,會見羅多比,我會跟他談,對于孔子學院,我會有進一步的了解。

              目前在沒有具體了解的情況下,我想可以這樣去理解,孔子是一個象征性的符號。誰都知道孔子是中國的,孔子學院很容易使人想到代表中國。

              穆廣菊:盡管顯得偏學術一些。

              張隆溪:對。中國文化有非常豐富的內容。我們講的詩、書、畫、陶瓷這些東西,很多受道家或佛家的影響。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融合產生一種審美的東西,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道家、沒有佛家,可能中國的文化、中國的藝術就沒有那么豐富。

              穆廣菊:好像這也和前幾年西方的孔子熱有關系。由于孔子熱,使得孔子更加為外國人知曉。用這樣的名字命名,讓外國人一下就知道這是個中國文化的學院。

              張隆溪:對,我想是這樣。在某種意義上,看到麥當勞,會讓人想到美國。但美國文化決不是以麥當勞為代表吧(笑)。

              穆廣菊:說的對。接下來的問題可能比較專業了。你是搞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研究的,你是怎么看待目前國內比較文學界的學術進展?對它的現狀和走向你可以做一個評論嗎?

              張隆溪:我認為,中國比較文學還處于起始的階段,歷史并不長。中國大陸最先創辦比較文化研究會的是北京大學。創辦初,有5個人。最先提出這個想法的是季羨林先生。季羨林、李富林擔任系主任,梁周漢是我的導師,此外,還有岳黛云和我。就我們5個人。當時我們都希望聘請錢鐘書先生做我們的顧問。大家都知道,錢先生很有個性,都怕碰釘子,讓我先去試探錢先生的口氣。我給錢先生寫信,希望他做這個事情。錢先生給我回信說,他一切協會都是謝絕掛名的,惟一的例外是中國古典文明史。為了他和我的私交,他會破第二次例。就這樣,錢鐘書先生擔任我們北大當時的比較文學研究會的顧問了,當然這個顧問是掛名而已。

              在北大那段時間,我編過兩本關于比較文學的書,一本叫《比較文學譯文集》,翻譯國外比較文學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內容;另一本叫《比較文學論文集》,是中國學者例如錢鐘書,王元化的一些論文。編完這兩本書后,我就去美國了。后來,比較文學發展得非?。

              穆廣菊:你做了兩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先是把國外的介紹進來,然后又把國內的介紹給大家。相關媒體在介紹你的著作時,這兩本書好像沒有被提到。

              張隆溪:這是因為我不愿意提,因為這不是我本人寫的,只是編的。我最早在國內,編的就是這兩本書,而且我也寫了序言。第一本書是介紹國外比較文學的基本的東西,因為那時候國內很多人還不知道,所以介紹它;另一本是總結一下我們已有的成就,那是一些老前輩們寫的文章,他們寫文章不見得是有意識在做比較文學,可內容是關于這方面的內容。比如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龍創作論》,他里面有一部分比較文學,對《文心雕龍》的內容和歌德一些關于文學的想法,做了一些比較,這個當然是比較文學。但該書是講《文心雕龍》的,我把它抽取出來,放到論文集里。

              在離開北大前,我在《讀書》上連續每個月都寫一篇文章,介紹西方文學的批評理論。很多人最先都是從這些文章里知道了什么叫比較文學,什么叫西方文學、文學批評理論。因為在這之前,中國的批評理論基本上是比較呆板、死板、正統的那一套。1983年,我離開北大到美國后,用中文寫比較文學就少了。

              穆廣菊:原來如此。

              張隆溪:主要是把西方的文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后來在1986年,三聯書店把它做成了一本小書。

              穆廣菊:你還記得那本小書的名字嗎?

              張隆溪:叫做《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這本書是我自己寫的。

              穆廣菊:聽說你還參與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搞的一個項目?

              張隆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一本《百科全書》,里面有一個條目叫比較文學。在全世界他們邀請5個學者來寫這個條目,我寫的是第一個部分。在那部分里,我講了比較文學最基本的觀念及它的歷史。它的歷史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歐洲。目前它在西方基本上到了一個比較有危機的階段,大家都認為前人傳統的做法是不對的;但是現在該怎么做,又是大家要考慮的問題。所以我就特別提出東西方比較這個問題,要大家考慮。

              我覺得在國內,比較文學發展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須要懂多種語言。作為一個比較文學或者比較文化的學者,僅僅能講幾句外文,或者能看懂幾行外文,這是遠遠不夠的。此外,對本國的文化傳統,還要有非常深的了解。不是說我能讀英文,也能讀中文,然后把中文、英文兩篇文章拿來一比較,這就是比較文學。這是對比較文學非常大的一個誤解,比較文學不是這樣的文學。

              比較文學它為什么要比?它的基礎在哪里?這要上升到一個理論的層次,不然的話,就沒有什么意思了。所以,換句話說,做東西方比較文學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你不要以為你是中國人,你就懂中文,然后你學了幾句英文,你就可以做比較文學。我覺得那是非常膚淺的。所以,能夠做比較文學的,能夠做好比較文學的,是非常少的。錢鐘書先生,就是這方面非常棒的例子。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是非常深入的,同時對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及西方的傳統都有很深入的了解。這樣,他所做的比較文學,就非常地好。

              穆廣菊:那才是真正的信手拈來,是不是?

              張隆溪:對。目前國內比較文學的發展,還處于初級的階段。當然,這不是說沒有人做的很好,也有人做得非常好。與我來往比較多的北大的孟達先生,就是這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除此之外還有別人。但是我覺得國內目前跨文化研究做得并不是很好。

              穆廣菊:這個學科對研究者自身的條件要求很高,它必須對多國文化,特別是你所研究的這個語言國的文化,要有一個深刻的了解。

              張隆溪:做跨文化的比較研究,是需要一個很高的要求,所以國內的比較學研究,很多人還沒有達到這樣的水平,我是這樣看的。

              其實國內的學術研究,我覺得做得最好的方面還是對自己文化的研究,例如在歷史、考古、文學這些方面,中國都有非常優秀的學者。

              穆廣菊:你所接觸的西方比較文化界的學者們,他們是不是也持有你剛才講的一些觀點?

              張隆溪:國外的比較文學研究,最好的學者和最好的成果都還是限于西方范圍之內的。換句話說,在國外比較文學方面,做得最好的,都沒有討論過中國的文學,還只是討論西方自己的傳統文學,不過它是包括了西方所有的文學。

              穆廣菊:囿于語言條件的限制吧?

              張隆溪:漢學家當然是懂中文的很多,但是他們大概都沒有精力和興趣去了解東西方的不同處。中國也是一樣。中國很多學英語的人,對古文不是很懂;很多研究古典文學的人,大概不懂外文。這是一個普通的現象。

              穆廣菊:自身條件的局限。

              張隆溪:對,所以兩方面要做好,是不容易的。

              穆廣菊:是不是可以這么講,關于東西方文學的比較或東西方文化的比較,還是有待于發展的,因為它們的起步受到各種自身條件的局限,而不能深入地進行。

              張隆溪:對。

              穆廣菊:今后的中國類似于張教授你這樣,有長期的海外生活經驗(執教經驗和學術研究經驗),又懂多種語言的人會越來越多,中國的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會不會讓我們有一個美好的期待?

              張隆溪:我對這點是很樂觀的,F在年輕人的條件,比我們這一代或者比我們上一代要好得太多了。我雖然后來去哈佛念書,在美國教書,可是在我一直到北京大學做研究生之前,即1978年之前,還沒有見過一個外國人,沒有跟外國人講過一句英文,全是我自己閉門造車。當時的學習條件是很艱苦的,現在年輕人的學習條件太好了。在香港任何一個地方,即使是再窮的人,他們的學習條件也比我當初好過100倍還不止。

              穆廣菊:關鍵在于個人努力與否。

              張隆溪:香港英文用得很廣泛,香港英文的報紙、電視、電影,多得是。我那時候哪有啊,什么都沒有。

              穆廣菊:包括當時的外語院校很多都沒有外國人,都是中國人自己在教,F在外國人都已經進入中國各行各業了。

              張隆溪:現在連小學、幼兒園都配有外國老師。

              穆廣菊:現在年輕人英文好的也很多。

              張隆溪:所以我對將來是樂觀的。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要注意的是對古文的修養。在年輕的時候,把自己的中文底子打好,然后再到國外去學,深入了解西方的文化,這樣才能產生比較好的學者。也許再過一段時間,我國會再出現一些如吳宓、錢鐘書這樣的大師。

              穆廣菊:你這樣說令人振奮,F在由于國學熱,許多家長都很重視孩子的古文素養,孩子從小就讀經典的很多,因為家庭條件比較優越了。從現在做起,將來或許像錢鐘書這樣的大學問家還會產生呢。

              另外,我知道你的著作有用中文寫的,也有用英文寫的,其中用英文寫的比較多一些。下一步,你的寫作計劃會不會以中文為主?

              張隆溪:說實話,我的寫作用中文與用英文沒有什么區別,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

              我確實希望用中文多寫一點書,因為到了香港后,最近這幾年,我在國內的來往比較多了,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我剛回來的時候,很多老朋友都說,好像從1983年到現在,怎么就聽不到你的聲音了呢?我在美國確實很少回來。從1983年出國,1993年我才回來一次,在北大開完5天會,又回美國了。一直到1998年我到香港以后,才經;氐絿鴥葋。很多朋友都說我在80年代初非常有影響,比如沈昌文先生,他是《讀書》的老總,他說他想到的《讀書》的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后來我就沒有寫了。很多朋友都勸我多用中文寫,因為中文的讀者的量是非常大的。

              但同時,我覺得英文的著作也很重要。有兩個原因:1、用英文寫作并且能夠寫得非常好,在國際學術界能夠有影響的國人還很少;2、對于英文寫作,我對自己有信心。兩年前,我給英國一家雜志投了用英文寫的一篇稿子。那個雜志的編輯給我回的E—mail很有趣,他說,我看你的名字不像是持本族語言的人,但是看你寫的文章卻比持本族語言的人寫得都好。我很高興。

              穆廣菊:這確實是很高的評價。

              張隆溪: 我覺得用英文寫作,在西方學術界能夠有我們的聲音,是很重要的。在我三本用英文寫作的書里,我對西方一些主流的文學家有一些批評,我覺得他們對中國的文化有些誤解。

              穆廣菊:有能力在國際交流中糾正西方學者的一些偏見,是對國家對民族的貢獻。

              張隆溪:北大的張之言教授很早前就告訴我,他說我覺得你應該在美國留下來,多寫一些英文文章。因為他看過我寫的英文文章,他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我應該那樣去做。但是話又說回來,我非常希望能多寫一些中文的東西,因為確實國內有那么多的朋友,在國內中文的環境下,用中文寫作還是很重要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了我的一本書,書名叫《中西文化研究十論》。就我本人而言,我不愿意把自己寫的東西再自己翻譯成中文,感覺是在浪費時間,還不如寫新的東西呢。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有的東西,其實不僅僅是對國外有意義,對國內也有意義,所以,在《中西文化研究十論》這本書里,好幾篇文章我都是用中文寫的。我現在希望能夠中英文都同時寫,或許可能會更多用中文寫。

              穆廣菊:國內學界也迫切需要一些新的理論和新的視角。你接觸的國際交流比較多,在國際學術研究的平臺上,學術的新進展對于國內的學者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張隆溪:我也覺得這個確實非常有意義。韓國延邊大學的一位教授,最先翻譯我那本《道與邏各斯》。那本書英文版是1992年出版的,韓文版是1997年出版的,中文版是1998年出版的。韓文版比中文版還早一年。

              穆廣菊:這本書去年國內又再版了吧?

              張隆溪:對,原來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現在江蘇教育出版社重新印了。我到韓國去,那位教授跟我談了很多,很有意思。他采訪了我,后來他又給我寄了很多的問題來。我用英文寫,然后他翻譯成韓文。韓文我是不懂的,完全看不懂。韓國學者有一個很強的想法,覺得現在應該是東方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理論和概念的時候。我覺得這個想法是對的。我不太贊成還沒有做出來,就說我們要如何如何,這是一種情緒化的。比如說中國的比較文學,很多人提出要建立中國的比較文學,就是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建立中國學派這我當然不反對,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我覺得更重要的,建立學派的動作是去做在國際上非常有影響的學術著作。往往一個學派都是歷史家后來總結的,沒有說寫東西的人已經明確了自己是個什么學派。

              穆廣菊:它是自動形成的,而不是什么人可以自詡造就的。

              張隆溪:哪怕你要刻意,也不是說你喊口號,我要成立學派,就可以生成的。你要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別人認可你,然后才可能成立一種學派。這個很重要。

              穆廣菊:我讀過你《道與邏各斯》這本書,很有份量。請問你花了多長的時間完成的這本書?

              張隆溪:寫作這本書,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在哈佛做論文時,我寫了一些關于東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文章,在美國一家有影響的雜志上發表。后來,我根據這些文章的思路,寫成了《道與邏各斯》這本書。寫的時間不算太長,但它的沉淀過程很長,其實有很多想法我在國內時就已經有了。2005年我出的另一本書也花了較長的時間。

              穆廣菊:是那本叫《走出文化的封閉圈》的書嗎?

              張隆溪:不是,是我的英文書,翻譯成中文叫做《諷喻解釋》,(該書的英文名)的意思就是一個作品,它的文字是這樣,可它的意思是另一個意思;镜亩x是這樣的,就是把一個作品說成它字面意義之外,還有另外一層意義。比如說《圣經》,除了按照字面去理解,它還有一種精神的意義。儒家的經典有很多也是,除了它字面的解釋,它還有另外更高深的含義。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這本書就是講這個內容。比較的內容中講了《圣經》的解釋,尤其是猶太人到當代基督教人的解釋。然后討論中國的儒家經典,不同時代對《詩經》的討論。這就是此書的基本內容。當然還涉及到一些政治和道德倫理的問題。這是我比較重要、有份量的一本書,200多頁。從2005年出版到現在,已經有好幾篇關于該書的書評,都寫得非常好。

              穆廣菊:這本書是全英文的?

              張隆溪:對,全英文。

              穆廣菊:有翻譯成中文嗎?

              張隆溪:還沒有。江西出版社很想把這本書找人翻譯成中文,但是比較難,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也許由我自己來改寫是最理想的,但是現在還抽不出這個時間來。

              穆廣菊:它翻譯成中文后,應該有更多的學者從中受益。

              張隆溪:對,例如,我對猶太人經典文學的解釋。(英文人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教授,他自己是專門研究猶太文學和比較文學的,他說,我是作為一個專門研究《圣經》的人來看這本書,它里面涉及到《圣經》的部分,可以達到我這個水平,就是專業的水平。我真的是花很多時間寫這本書。從1991年動筆,直到2005年才出版。因為其間我在斯坦福還出了一本書,耽誤了一些時間。

              穆廣菊:這本書可不可以理解成這10年里,你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或者是一些思考心得的一個積聚?

              張隆溪:是的,它確實是我這10年來很重要的一個東西。我如果把它翻譯成中文,應該很有意思,不過真的比較難。

              穆廣菊:能否介紹一下你在2001年出的那本叫《走出文化的封閉圈》的書嗎?

              張隆溪:這是2001年我在香港寫的一本集子。香港一家出版社的總編陳關雄是我的老朋友,1982年我在香港就認識他了。他是非常有思想和主見的一個人。他說,你在國內以前寫過很多東西,可是你出去以后就沒有中文的東西了;他說,你到香港來,應該讓香港讀者認識一下你。所以,他就讓我把我寫過的中文結成一本集子!蹲叱鑫幕姆忾]圈》這本書就是這樣產生的。

              這本書內容比較雜,基本上有兩部分:一部分講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包括對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一些理解和批評;另一部分,主要介紹了我所尊重的兩位前輩學者,一位是朱光潛先生,還有一位是錢鐘書先生。其中,還談及了楊絳先生。其中一章是關于楊絳先生的《我們仨》這篇文章我寫的一篇評論,這篇評論很長。楊絳先生看后非常高興,她說你寫得很好。

              穆廣菊:張教授的談話中,多次提到了錢鐘書先生。

              張隆溪:是。

              穆廣菊:錢鐘書先生的《管錐編》我也讀過,十分敬仰。你多次提及他,作為比較文學、跨文化研究的大師級學者,你是不是將錢先生奉為楷模?

              張隆溪:他應該是我的老師。我在加州大學最近剛剛出版了一本書,我很喜歡這本書。這本書有一個中文版,叫《同工異曲》,是我獻給錢先生的。在北大讀書時,錢先生雖然沒有直接帶我,但我們的關系非常密切,非常熟了以后,他也承認我們之間是師生關系,我說這個是有書面根據的。我離開北京到哈佛念書,臨走前,錢先生送我一套《全唐詩外編》。他說,《全唐詩》你大概看過,《全唐詩外編》你有可能不知道吧。我說我當然不知道了。于是,他就送給我這套書。書的扉頁上,他親筆題了字。其中有這樣的一句:“相識雖晚,啟余非一”!跋嘧R雖晚”是說,我們見面非常晚,因為當時錢先生已經70多歲了,我到北京來讀研究生才跟他見面,我們當時的交往也就是幾年時間!皢⒂喾且弧笔且粋典故,《論語》里面有一段話?鬃雍妥酉脑谟懻撛姷膯栴},子夏問孔子一句詩該怎么解釋,孔子說了,子夏對老師的解釋不太滿意,就自己做了一個解釋。然后孔子說了一句話:“啟余者,商也”。即能夠啟發我的就是商(即子夏)。所以,在這里,錢先生所說的“啟余非一”,意思是說,我不止一次啟發了他。這當然是錢先生自謙的說法,我怎么會啟發他呢?重要的是,他把我跟他的關系比喻成孔子和他學生的關系。換句話說,他覺得他是我的老師,我是他的學生。

              兩個月前,我在加拿大出版了一本叫《同工異曲》的書,就是我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做的講座內容的結集。書出來以后,我送給楊絳先生一本。我打電話給楊先生,她說你的書我看不懂。我說您怎么會看不懂?您太謙虛了。她說,不過作為你的師母,我是要看的。聽了這個我很高興,楊先生也承認她是我的師母啊。

              我跟錢先生當時見面非常多、非常密切。即使不見面,也經常寫信。我在北京,他也經常寫信給我。后來我到美國,他也寫了很多的信給我,F在我手上有50多封錢鐘書給我的親筆信。

              穆廣菊:這可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將來如能公開發表,對中國比較學界也會有指導意義。

              張隆溪:是。

              穆廣菊:聽說你在香港《明報》上曾經開過專欄是嗎?請你介紹一下。

              張隆溪:香港的《明報》是有請我寫專欄。我對專欄沒有太大的興趣,因為香港的專欄有些寫得好,大部分寫得不太好,字數非常短,一般不超過六百字。當時我正在做另外的研究,一開始不太愿意寫。后來,因為我們學院另外一個教授答應寫了,我也被硬拉上了。

              當我答應寫這個專欄后,有這樣一個想法:就是不寫漫無目的的文章,不能隨便寫,我的專欄一定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主題,我的寫法一定還是中西比較的,而且我是把它當成書來寫的。所以專欄的每篇文章,雖然是單獨的,其實串起來有一個大主題。從最簡單的語文、語言、文學開始談,然后談到哲學、美學的問題。每篇都是這樣,雖然只是六百字。六百字一開始很難寫,因為要在六百字之內表達一個完整的思想是不太容易的,后來就寫的很順手了。

              穆廣菊:整個貫穿起來有一條主線。

              張隆溪:對。整個貫穿起來可以說是一個文學和文化的修養問題!睹鲌蟆吩谙愀郯l行量比較大,影響很大。

              穆廣菊:是嗎。和《星島日報》相比,《明報》的文化氣息更濃一些,《星島日報》或許更商業一些。

              張隆溪:是這樣的。所以,我把它作為一個普及的文章來寫,而不是從學術文章的立場出發,也沒有什么角度。

              穆廣菊:這些文章還沒有結集出版吧?

              張隆溪:還沒有。要結集出版,篇幅還要再加一些 。太忙了,再沒有時間寫。但實際上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再寫下去?梢詫懙帽容^帶有通俗性和趣味性。

              穆廣菊:其實,類似于你這種頗具匠心的專欄寫作方式,如果媒體精心包裝一下的話,可能會成為第二個相當于“于丹現象”的“隆溪現象”哦(笑)。

              張隆溪:呵呵,謝謝。

              穆廣菊:我們有這樣一個設想。龍源作為一個內容網站,聚集了很多綜合性的人文社科方面的大刊名刊,優質的內容很多,名家名作也很多。把作家的文章聚集在一起,在網上推出一個相當于專賣店一樣的形式,用電子商務平臺付費閱讀。我們想請你授權我們將你的作品做一個專賣店。不知道你怎么樣看待這件事?

              張隆溪:我當然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網絡越來越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手段。但我必須承認在這方面我是比較落后和保守的;ヂ摼W我用得比較少,因為我覺得互聯網上的東西一般都比較淺,真正想看的東西,好多是看不到的。對于我來說,還是在圖書館看書比較多。

              穆廣菊:對,的確如你所說,現在互聯網信息量很大,但要想看到真正有用的東西確實不多。不同的是,龍源聚集的都是優質的內容資源。我們計劃對各個人文社科領域里的學者的作品進行一個集約授權傳播,形成一個知識資源庫,通過付費閱讀這樣的網絡平臺,傳播的廣度和深度都會很大。比如你上述提及的你的著作《諷喻解釋》這本書,雖然還沒有翻譯出來。但是在網上登載之后,也許有一些英文比較好的學者甚至會參與到和你的對話中,對學術研究將會別開生面呢。

              張隆溪:這對我來說,當然是很好的事情,我覺得可以在媒體上直接去實驗。

              不過,學術的東西有多少人愿意去看,還要付費,我很懷疑。

              穆廣菊:龍源的博客就明顯有文化人積聚的特點,有工夫的時候你打開,進去看一看。不論是關于政治的觀念,還是關于文學、文化的觀念,都是咱們能看得進去的,作為文化人感興趣的。

              張隆溪:網上是什么人都可以上去說一句,這樣一來,一方面很自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質量沒有控制,所以有些人打一炮就跑了,你也不知道什么人說一些莫名其妙的話,沒辦法控制,所以網的質量有問題。我覺得你們的做法就比較容易管理。

              穆廣菊:許多讀者期待閱讀有深度的內容,我們都知道,好的學術文章其實真正看的人很多,但是按照傳統的學術內容的傳播方式,非常有局限性,很多人有想看的書買不到。網絡有償閱讀,讀者自愿,算下來絕對數量也不少,因為它是面對全世界嘛。學術文章的網絡傳播也是一個引導健康閱讀高質量閱讀的新的渠道。

              我們的采訪就到這了,非常感謝張教授接受我們的采訪。

              張隆溪: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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